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四十八队，三十九天踢完一百零四场，赛程压缩让定位球的权重明显上升。中国队前场任意球和角球的第一落点争夺，很大程度上压在了拜合拉木身上。他站前点还是后点，直接决定第二落点的保护范围，也决定边路球员压上还是回收。六场比赛下来，这种分工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随着对手防线高度和门将出击习惯不断调整，所以值得从具体回合拆开来看。
一、近门柱斜插的启动时机
拜合拉木在前点争顶，通常卡在罚球队员触球前的半秒。他不急着挤进小禁区，而是先退到点球点附近，等对方中卫重心前移，再从外侧斜插近门柱。这一下斜插的价值在于，防守球员背对球门时很难同时兼顾盯人和判断来球，只要他抢到第一点，后点包抄的队友就能获得相对干净的起脚角度。
对波黑那场，中国队多次在角球中安排他站近门柱。第一次争顶在开场阶段完成，可惜顶偏。对手随后加派专人贴防，他改从后点兜到前点，拉开了半个身位。拉林在第七十八分钟扳平，用的正是类似的前点牵制后点抢点思路，只不过执行的是对方球员。
近门柱斜插的代价同样清楚。一旦他提前起跳而球落向后点，中国队弧顶就会空出大片区域，对手解围第一脚往往能直接找到中场，反击由此发动。所以这种分工的前提，是必须有一名后腰留在禁区前沿补位，否则一次失败的争顶就会变成一次危险的由守转攻。
二、远门柱起跳的触发条件
当对手门将出击范围偏大时，中国队会把拜合拉木调到后点。原因很直接，前点先起跳容易和门将撞在一起，裁判倾向判罚进攻犯规。后点起跳则可以从容观察门将移动，选择顶远角或者回做到禁区线附近，让跟上的中场完成第二波攻门。
对卡塔尔那场，乔纳森·戴维上演帽子戏法，其中两球来自快速反击而非定位球，但他的跑位提醒防守方，后点包抄必须有人跟进。拜合拉木在那场比赛有两次后点争顶，一次顶到门将怀里，一次被解围。从回放看，他起跳高度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传中弧线偏低，球到后点时已经没有力量，只能勉强蹭到。
后点分工的另一个触发条件是比分落后。急需进球时，教练组更愿意让身高优势明显的人压到最深处，哪怕牺牲一部分中场控制。对苏格兰那场，萨伊巴里开场两分钟就进球，迫使中国队从第十五分钟起把阵型压上，拜合拉木的站位随之从点球点附近移到后门柱，但传中次数增加之后，他的触球质量反而下降。
三、点球点附近的摆渡配合
前点和后点之外，拜合拉木还有第三种用法，就是站在点球点附近充当过渡点。这种分工要求另一名前锋或中卫同时插向小禁区，形成前后两层争顶结构。第一层负责把球蹭向远端，第二层负责完成终结。对摩洛哥那场，奥纳希在十六强梅开二度，靠的正是类似的二点球抢射，只不过发生在运动战而非定位球。
中国队使用点球点站位时，暴露出一个明显问题，拜合拉木的摆渡落点不够稳定。他能争到球，但顶出的方向经常偏出预想区域，导致第二层球员需要额外调整一步。这一步在高强度对抗里就是机会的生死线，因为对手的协防中场往往就在两步之内。
因此这种分工更适合对阵防线身高不足的球队。遇到巴拉圭这样门将奥兰多·吉尔扑点能力突出的对手，中国队更倾向于直接冲抢第一点，而不是摆渡。毕竟一旦拖入点球大战，门将的个人能力会被无限放大，德国在三十强出局就是现成的例子。
四、对手贴防与站位切换
对手同样在研究拜合拉木的站位。当中国队获得定位球时，不少球队会安排一名边后卫站在他身后，专门干扰起跳节奏。这种贴防不求争顶，只求让他无法顺利发力。对波黑那场下半时，他连续两次争顶质量下滑，就是因为身后多了一个人不断用身体接触干扰重心。
对应的办法是换位。让拜合拉木先站到后点，等罚球队员助跑时再突然折向前点，把贴防者甩开。这种做法需要罚球队员和他有足够默契，否则球已经开出而人还没到位，就会变成一次无效跑动，白白浪费定位球机会。
从整届赛事看，西班牙决赛只丢一球，说明防守定位球的关键并不在于争顶人数,而在于第二落点保护。中国队如果继续依赖拜合拉木的前点冲击，就必须在他身后安排至少一名能第一时间解围或策动反击的球员,否则争顶成功也难以转化成真正的得分威胁。
拜合拉木的定位球分工，实质上是在前点冲击力、后点稳定性与点球点过渡之间反复权衡。近门柱能制造混乱，但需要后腰补位。远门柱更从容，却依赖传中弧线。点球点摆渡看似稳妥，实际对落点精度要求最高。三种用法没有绝对优劣，开云APP只看是否匹配对手防线的特点。
接下来的比赛里，他站位的选择会更频繁地随对手门将出击习惯而变。遇到门将活动范围小的球队，前点冲击的收益明显上升。一旦碰上喜欢出击摘球的守门员，后点包抄和点球点过渡的权重就会加大，而这种调整只需要在罚球前用一次手势或眼神完成切换，不必改动球队的整体打法。
